《商务周刊》:刘晓程:以行动改变医疗困局

时间:2020-02-18 02:14:27 作者:八五养生网 热度:154℃

  作为一个国际顶尖心的血管病专家,刘晓程并不单单以医术赢得尊重。最初他放弃海外高薪回到国内;随后,他放弃大医院舒适生活回到家乡创办心血管医院;最后,他放弃了卫生系统高官职位,辞职创立世界级的天津泰达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放弃的背后是创造,他正在以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医疗困局。

  1987年我碰到一个心脏病非常严重的姑娘来阜外心血管医院就诊。我问她,为什么不早来?

  姑娘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捧到我面前说:“我8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8年也没等到通知。”

  那张已经被时光磨损出破洞毛边的入院单上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的日期。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8年?她的心脏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

  这个震撼人心的一幕那时经常在我面前上演。

  当时作为一个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我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但经常是一天要接待五六十个患者,很多人需要手术。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呢?

  中国每天有1.3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等疾病,北京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中国现有400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余下的400多万心脏病人往往要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这就是我一个留学回国心脏外科专家每天都要面临的局面。

  1979年秋,已经30岁的我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三年后我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阜外医院又破例提前送我去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深造。

  凭借中国人传统吃苦耐劳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我赢得了我的导师和同行们的尊重。1985年,我这个外国留学生甚至代表查理王子医院在国际心脏外科会议上做报告。我的导师在我毕业时曾劝我留下来。在查理王子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在阜外医院,当时一名主任医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

  我最终选择了回国。但回到阜外医院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如何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1000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14000例。按照当时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10年以后才能手术,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

  在澳大利亚,我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我一年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中 1989年10月,我应国家人事部之邀,成为31名海归代表被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在座谈中,我向江总书记讲述了目前心血管病的巨大供需落差,请求中央支持建立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江总书记对我表示支持。

  在座谈形成会议纪要,并在39健康网发表后,我跑了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最终得到资金支持,1991年在牡丹江建立了全国第二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我在牡丹江7年,为来自全国23个省的3000多名患者做了心脏手术,病人成活率98.6%,并培养出一批能独立操作的心外科医生。

  1994年5月,中组部发来调令,我被提拔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6年后,我从这一岗位上辞职。

  我当时管辖着协和、阜外、肿瘤、整形等六大医院,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30名院士、2000多名教授和数万名职工。1994年我创建了协和医院的心外科,并创造了国内心血管领域的很多个第一。1995年卫生部派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应该说,事业上还是很顺利的。

  但是,我越发感觉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只有市场竞争,没有宏观调控;医疗保障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老百姓看不起病的例子比比皆是;国家投入年年下降,医院不得不向病人开刀;医生的社会形象越来越糟;没有专门的医药科工委,致使医疗产业被国外垄断,医疗器械价格越来越高……

  更重要的是,作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缓慢。

  我感觉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自己虽然坐在中国卫生界的高位上,尽管使出浑身的解数,也难以推动整个机器的运转。2000年,我已经51岁了,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接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还不如自己做一点事情。2000年我向卫生部正式提出辞职和提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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